毕业两年多的张小姐厌倦了现在从事的为各类品牌编写传奇故事的虚假营生，很想到新闻事业活跃的南方闯荡一番，实现大学时代起就一直有的新闻理想。但她遇到些小麻烦：一、父母反对她离开上海，认为她一个女孩子只身上路不安全；二、南方能不能找到工作还不一定；三、这样会和男朋友分开。思来想去，很煎熬。

不只是张小姐，如今很多人的执着都有附加条件。比如唐代诗人王维的仰慕者，一位有文学理想的销售经理，号称要写一本最能反映中国文人情结的王维传记，但附加条件是这本书最好能大卖。因为吃不准这书写出来会不会卖得那么好，这一份执着三年来还雪藏在美梦中，至今尚未动笔。

一位激愤地认为“中国的慈善事业已经被搞得乌七八糟”的私人老板号称要将后半生精力奉献给“真正的慈善”，就像盖茨一样，不过附加条件是“比不上盖茨，至少得等我换了大房子，买好宝马之后吧”。

而一直叫嚣着想体验一回自己创业乐趣的大公司某中层经理，则因为创业有风险、没找到合适的赢利模式、做亏了就养不了家了等原因，多年来依旧在大公司打着那份面目可憎的工。

在好几份有关幸福的社会调查中，“自我实现”这一项都高过事业、爱情与家庭，成为现代中国人幸福感的最重要来源。然而有趣的是，一旦附加条件提出反对意见，实不实现自我立刻成了等而次之的事。换个角度想，这其实也并非不执着，而是很执着，执着于那些理想情操的附加条件们。说白了，香车别墅，锦衣玉食，大概是当下许多人共同的最高执着。为了这份执着，他们甘愿付出的有兴趣与理想、原则与坚持、爱情与人格，等等，等等。

前两天路过上海南京西路，再次见到那位用废弃电线做成各种优雅复古自行车的手工艺老人。他在这同一个地方做同样的事光我看见的就应该至少有七八年了吧，而且一直保持着同样的姿态：埋头做车，不叫卖，不揽客。不知道他是从何时开始做这项工艺的，但仅仅是能坚持这么多时间，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是难能可贵了。